2022年中國經濟在承受三重壓力的背景下，經歷嚴峻的散點多發疫情考驗，承受俄烏沖突帶來的更多不確定性的挑戰，全年經濟增長率曲線總體呈現“V”型的態勢。2022年經濟增長率第一至三季度分別為4.8%、0.4%和3.9%，全年經濟增長率預計低于年初計劃，可望落在3%-4%之間。

對于一個正在推進現代化的國家來說，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非常有必要。實現現代化，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在趕超發達國家。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必須以更快的經濟增速，才可能趕上發達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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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年度經濟增長率指標，至少可以分為以下四類：

一是理想的經濟增長率。緊扣中長期發展目標，分解下來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屬于這樣的增長率指標。結合當年的實際情況、解決當年問題所需要的經濟增長率，也屬于這樣的經濟增長率指標。這樣的指標，也可以視為希望實現的指標。

二是計劃的經濟增長率。這樣的指標，兼顧必要與可能。這是一種帶有工作任務性質的指標。作為任務的指標，既要反映實際工作需要，又要考慮可實現程度。無論如何不能實現的指標，定得再高，也無濟于事，最后還會有失去公信力的代價。確定這項指標的較好做法是，設定經過努力就可以實現的指標。2022年5.5%左右的計劃的經濟增長率指標就是這么制定的，可惜由于預期之外的因素影響太大而不能實現，但這種確定指標的思路值得保留。

三是預計經濟增長率。這樣的指標更多體現經濟預測的結果。這是不同機構不同個人基于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采用適當的方法，得到的經濟增長率預測數。這樣的指標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現實中這樣的預測指標，也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而不斷調整。相關機構和個人可能按季度修正預測數，在重大沖擊發生時，也可能隨時調整預測數。

四是潛在經濟增長率。從概念上看，一國(地區)的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該國(或該地區)的各種資源得到有效配置所能達到的經濟增長率。這樣的指標是一種超級理想的指標，前提條件是各種資源得到有效配置。現實中，資源全部有效配置條件不可能實現。因此，潛在經濟增長率指標是挖掘各種潛力之后可以實現的指標。更重要的是，潛在經濟增長率往往是以研究成果的方式呈現的。各機構各研究人員基于不同的條件，往往得出不同的結論。

有意思的是，各種預測的潛在經濟增長率指標似多與實際經濟增長率高度相關，高出1-2個百分點。這樣，潛在經濟增長率指標的意義可能不在具體指標值本身，而在于提供了一個計劃的經濟增長率指標不能超越的界限。超越潛在經濟增長率的計劃任務，往往難以實現，或者名義上即使可以實現，但會蘊含更多隱患，得不償失。計劃的指標只有與潛在經濟增長率基本適應，經過挖掘能力可以實現，才不會留下后遺癥。

計劃的經濟增長率指標設定與理想的經濟增長率指標需要相互協調。在具體年度計劃的經濟增長率指標設定中，更是不能脫離理想指標，考慮想要實現的指標。預計經濟增長率與計劃經濟增長率也是相關的，但前者考慮的現實因素太多，只能適當參考。

關于2023年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制定，是一個計劃的經濟增長率指標的選擇問題。時下，最為流行的看法是2022年經濟增長率相對較低，2023年有望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率。以2022年為基數，2023年同比經濟增長率確實可望達到更高的水平。將2022年和2023年的經濟增長綜合在一起考慮，2023年即使是7%以上的經濟增長率指標，與2022年一起來算，兩年平均增長率也只是在5.5%左右徘徊。這么說來，參考各界所給出的潛在經濟增長率，2023年即使設定7%左右的經濟增長率目標，也不必大驚小怪，它確實有經過努力就可以實現的可能。

關于2023年計劃的經濟增長率的制定，另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長率目標確定為4%-5%較為務實。2022年經濟增長基數低，不是2023年高增長的理由，經濟基數低，意味著經濟增長中需要修復的地方多。產業鏈供應鏈不完整的問題，市場主體缺失或經受困難較多的問題，都是需要克服的。而且，2023年超預期的因素并不是不可能出現，局部戰爭進一步升級也不是不可能的，全球經貿也不是說恢復就可以恢復的，再加上深化改革尚未完全到位，這樣，能實現4%-5%的目標，已經很不錯了。

無論按照哪種觀點操作，計劃的經濟增長率目標，從來不會自動實現，遇到各種挑戰是自然而然的事。確定2023年的經濟增長率目標，還是需要兼顧必要與可能。

從必要性來看，觀察就業問題有助于結論的得出。就業是民生之本，就業關系社會穩定。任何一個社會，都無法承受大規模失業所帶來的社會不穩定代價。2022年之所以確定5.5%左右的經濟增長率目標，和就業目標有密切關系。參照2022年的做法，2023年的經濟增長率有必要設定在一個更高的水平上。

中國實行就業優先政策，重點考慮應屆畢業生、農民工和復轉軍人三大群體的就業。2022年，1076萬人應屆畢業生，比2021年增加167萬人，規模和增量都創下新高。2023年應屆畢業生1158萬人，相比2022年增加了82萬人。應屆畢業生就業壓力是最大的。每年有近3億農民工就業。農民工就業崗位中有不少屬于靈活就業崗位，這與新經濟新業態發展有關，但此類崗位不穩定性也顯而易見。此外，復轉軍人安置雖然每年只有四五十萬人，但是屬于政策性特別強且必須保障好的就業任務。僅僅考慮應屆畢業生人數的增長，2023年就需要更高的計劃經濟增長率。

實際上，經濟增長率目標的制定還需要考慮更多的就業人群。隨著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一些行業釋放出相當數量的再就業人員。再加上數字化、自動化、人工智能等的發展，經濟增長所能吸納的就業人數有下降的趨勢。按此，將目標值定在6.5%左右甚至7%并不為過。

隨著疫情防控政策的優化，2023年的中國服務業特別是接觸性服務業有望迎來報復性增長，作為就業大戶的服務業所能吸納的就業崗位有望大幅度增加。由于人員流動起來，服務業的發展前景看好。

與此同時，一些行業的發展不再容易見到舊日的榮光。在房住不炒政策下，房地產行業已經難覓舊日的“榮光”。不少房地產企業進入“保供”的狀態，房地產行業自身能做到可持續就已經相當不錯。再指望房地產行業擔當重任，難度較大。相應地，以賣地為主的土地財政模式只能轉型，與這樣的土地財政模式相適應的地方政府融資方式也必須轉變。如何應對土地財政轉型所可能帶來的財政風險，是不少地方政府必須面對的難題。地方只能另外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

沒有產業的發展，就不可能有經濟增長。如何謀劃新產業，如何促進新產業的發展，才能符合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又能解決迫在眉睫的難題，是地方政府最大的挑戰。

三年來，有的市場主體，在疫情期間告別了，新的市場主體成長需要時間。如何呵護市場主體的成長，如何幫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這是經濟政策選擇中需要著重考慮的。市場主體的成長遇到的問題既有資金問題，又有過度管制問題，還有各種各樣的市場問題，需要不同渠道加以解決?？傮w上，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在特定時期，政府對市場主體的幫扶仍然是必要的，但政府不能取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政府需要減少束縛市場競爭的行政壟斷，最大限度釋放市場活力。來自競爭的繁榮，是最為可取的，市場主體的競爭力因此增強，經濟繁榮因此是可持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已經確定2023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意味著市場主體的成長的資金層面問題有更多更有效的應對方案。如何進一步優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讓宏觀經濟調控為計劃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發揮更大的作用，需要對政策的具體內容和運作方式作進一步規劃。

2023年，盡管仍然要面對各種不確定性的挑戰，但我們仍然有理由期盼那是美好的一年。

(作者楊志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財貿經濟》《財經智庫》副主編，著有《新中國財政政策70年》《大國輕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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