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樁“搭浮橋收費被判尋釁滋事”的舊案引發輿論關注。吉林省白城市洮南縣村民黃德義因為搭建浮橋收費，先因“非法建橋”被處罰，橋也被強制拆除，后又被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刑。

(資料圖)

據媒體報道，黃德義從小在洮兒河邊長大，世代以擺渡為業。2014年，黃德義耗資超13萬元搭建了一座固定浮橋，向過往車輛執行“小車5元大車10元”的收費標準。

2018年10月，洮南市水利局以非法建橋為由，處罰并強制黃德義拆除浮橋；2019年2月，洮南市公安局又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將黃德義刑事拘留，同時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還有其余十七人；2019年12月31日，洮南市法院的一審判決認定黃德義構成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緩刑兩年。

但黃德義始終認為，自己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我覺得自己很冤枉，自古以來修橋補路都是好事，怎么到我這就被判刑了呢？”根據黃德義本人的說法，他的浮橋并不強制收費，收費只是為了收回成本。在法院認定的總計52950元過橋費中，村民李某某就“貢獻了”兩萬元，是這個橋的大客戶。李某某對媒體表示，這個浮橋確實帶來了方便，他把法院退回的錢又還給了黃德義。其他村民也證實了黃德義的說法。

此案在互聯網發酵之后，一時間引發了公眾的討論興趣，“好人好事無好報”等評論瞬間成為熱詞。但本案還有不少細節有待厘清，存在更多的討論空間。

其一，黃德義自稱的不強制收費是否屬實？2021年底黃德義向洮南市法院提出申訴，認為自己建橋是為了方便兩岸村民春耕秋收，不存在強拿硬要行為，不構成尋釁滋事罪。

但洮南市法院的“駁回申訴通知書”顯示，一審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等證據證實，黃在“未經有關部門批準的情況下，私自建橋攔截過往車輛收費”，并在水利部門因其建橋行為多次作出行政處罰的情況下，“仍拒不改正，情節惡劣，構成尋釁滋事罪”。從該文書的表述來看，黃除了私自建橋之外，還有“攔截車輛收費”的行為，而“被害人”的表述，顯示這些人可能并非心甘情愿交費。如果黃德義等在運營浮橋過程中有強行攔截車輛收費行為并與人發生爭執、沖突，而其收費并沒有得到官方授權或批準，則不免觸犯“尋釁滋事罪”。

其二，當事人的行為涉嫌違反了其它現行法律法規，“建橋便民”的標簽并不足以掩蓋這些嫌疑。從媒體報道來看，洮南市水利局正是以“非法建橋”為由作出了行政處罰并強制拆除浮橋。

當事人私自搭建浮橋，首先就涉嫌違反公路法第九條“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在公路上非法設卡、收費、罰款和攔截車輛”的規定，也不符合第五十九條的三種可收費情形；其次，他的團隊恐怕也不具備住建部頒布的《橋梁工程專業承包資質標準》中最低級別的三級資質標準，浮橋的安全性與合規性恐怕也沒有獲得權威部門的批準與背書。

其三，黃德義私建浮橋的行為，對于基礎設施建設具備啟示意義。

就本案的現實影響而言，如果黃德義的申述符合事實、村民作證屬實的話，那么“不具社會危害性”就是一個可以成立的結論。根據目前的信息，浮橋在建成的四年時間里并沒出現安全事故，從結果上看黃德義及其團隊也盡到了安全運營的責任。

根據媒體報道，當地多位村民都反映“沒了這座橋還要繞行70公里”，這說明修橋的需求一直存在。從行政區劃來看，洮兒河是白城市洮南市與白城市洮北區的界河，浮橋可以滿足兩邊多個村鎮居民的通行需要，居民對這項公共設施的需求是真實存在的。即便黃德義私自搭建的浮橋存在違法行為，政府部門也應考慮建橋或是改造這座浮橋的必要性，而不是簡單地拆除了事。

事實上，黃德義修建浮橋的行為從前期來看更像是一種典型的“BOT模式”（興建-運營-轉讓）：以私人資本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并在運營期間回收項目成本。

古代鄉紳常常出資興辦義倉、社學、橋梁、祠堂等公共事業，民間力量的作用可謂古已有之。如果有民間力量客觀上做了一件好事，如何把好事變得合法合規，變得更好？或可通過地方立法，從法規層面賦權，也可以采用BOT或是PPP的模式與黃德義們合作，納入私人資本這樣的民間力量修建橋梁，彌補公共部門力有不逮時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同時做好安全合規方面的監管，既放權又把關，完善公共服務，滿足周邊居民的出行需求。

王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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