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感覺到今年的夏天特別熱?高溫天氣特別多?這不是錯覺。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WMO)和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項目新數據，今年7月創下了從1880年開始有氣溫記錄以來的最高月平均氣溫紀錄。不僅如此，包括今年在內，過去5年的7月包攬了有記錄以來最熱7月的前5名。

地球，變得越來越熱了。

8月6日，《自然—通訊》發表一項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和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的聯合研究。研究指出，相比于工業前水平，如果全球平均氣溫的增加幅度從1.5℃上升至2.0℃，中國城市地區的8.3億居民中每年至少增加27900例熱相關死亡;如果能將升溫幅度控制在較工業前水平高1.5℃以內，則有望使熱相關死亡率減少18%。

高溫熱浪是如何“殺人”的?人類又能做些什么來保護自己?

地球越來越“熱”會增加死亡風險

高溫和熱浪，在氣象學上有著明確所指。我國氣象學上將日最高氣溫在35℃以上定義為高溫天氣;世界氣象組織將熱浪定義為日最高氣溫高于32℃且持續3天以上的天氣過程。在中國，氣象局規定連續3天以上日最高溫度超過35℃以上的天氣過程稱為熱浪。

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5次評估報告指出，近年來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達到了歷史最高值，由于受到人類對氣候系統的影響，全球氣溫持續上升，隨之而來的全球高溫熱浪發生頻率和強度呈上升趨勢，發生范圍也不斷擴大。

據BBC報道，今年7月份全球范圍內發生了大范圍的高溫熱浪事件。在歐洲，高溫熱浪使格陵蘭島的氣溫比往年同期升高了10到15攝氏度;在美國，由于東海岸和中西部的氣溫飆升，多個地區的氣溫紀錄被打破;在日本，超5000人因熱浪而尋求住院治療;在俄羅斯，數百公頃的北部土地野火肆虐;在印度，人們承受著熱浪和嚴重的水資源短缺問題。

廣東的情況如何?根據文獻報告，廣東省地跨中亞熱帶、南亞熱帶和北熱帶，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過去50年期間高溫日數呈現出顯著的上升趨勢，上升幅度達到0.27天/年。

據統計，廣東高溫日數在20世紀70年代最少，平均每年少于10天;到了1998年以后，高溫日數顯著上升，平均每年達到20天以上。與此同時，熱浪的發生頻率和持續時間有增加趨勢。根據氣象統計數據，廣州的熱浪次數在20世紀50年代平均每年3次，到21世紀初增加為每年33次。

深圳市國家氣候觀象臺的楊紅龍，利用全球區域氣候模式系統(PRECIS)模擬未來情景下中國區域性高溫熱浪事件發生頻率、強度及持續時間的變化趨勢。相對于1961—1990年的基準時段，該研究預測，在2071—2100年，中國各地區的高溫熱浪事件的強度增加，發生頻率增幅超過100%，且持續時間增加30%以上。

為何人類需要高度關注高溫熱浪?因為，除了讓人感覺不舒適不宜居外，高溫熱浪還能直接增加死亡風險。

“熱死了”并非只是人們口頭夸張的表述。2003年，一次席卷歐洲的熱浪，共造成超過3萬人死亡，其中法國死亡人數接近1.5萬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復旦大學聯合開展的一項覆蓋我國272個城市的研究表明，2013—2015年期間熱浪可使居民的死亡風險增加7%。

廣東省公共衛生研究院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劉濤介紹，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的郭玉明教授結合人口變化，對不同溫室氣體排放情景下熱浪與超額死亡的關系進行風險評估。研究結果顯示，與1971—2020年間相比，2031—2080年間，在RCP8.5(在IPCC第5次報告中設置的一個溫室氣體濃度很高的情景)排放情景下，中國因熱浪所導致的超額死亡可能增加35%。

廣東每年有多少人因高溫熱浪而死?劉濤介紹，目前省疾控中心已經建立了覆蓋全人群的死亡監測系統，通過科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分析因高溫熱浪導致的居民死亡風險。廣東省公共衛生研究院團隊2014年在廣州、南雄、珠海和臺山4個城市開展研究，發現熱浪期間居民的死亡風險比非熱浪期間分別高4.8%、15.4%、4.6%和12.5%。

高溫是呼吸、神經等系統疾病的誘因

高溫是呼吸、循環、泌尿、神經等許多系統疾病的誘因，其中呼吸系統和循環系統更易受熱浪的影響，增加人群發病風險和疾病的死亡風險。

“正常人體內，產熱和散熱過程保持相對平衡，以維持體溫相對穩定。高溫熱浪下，人們健康受損最直接的表現為熱應激和熱休克，易引發中暑。”劉濤說。

中暑有時是“致命的殺手”。若治療不及時，中暑可加重為熱痙攣、熱衰竭和熱射病等重癥，繼而造成大腦、肝、腎等重要器官損害，甚至導致死亡。

在高溫熱浪下，老年人、孕婦、嬰幼兒、戶外工作者、心腦血管疾病或呼吸系統疾病患者成為最為脆弱的人。劉濤指出，老年人體溫調節系統退化，對異常溫度的適應能力減弱，在熱浪期間發病風險較高;兒童與嬰幼兒自身體溫調節系統尚未發育完善，更易受高溫天氣影響;孕婦體內激素狀態、機體代謝功能的改變等原因也很容易受到熱浪影響。

患有心腦血管和呼吸系統疾病等基礎性疾病人群也是高溫熱浪的脆弱人群。劉濤介紹，在高溫熱浪來臨時，這些患者的體溫調節能力下降，排汗閾值相對升高，再加上出汗多，導致血液粘稠度升高，“這些生理變化，使得心腦血管和呼吸系統的壓力上升，帶來腦梗塞和心肌梗塞的風險增加。”

對于一些戶外工作者、城市中的低收入群體來說，則是由于不得不在高溫烈日下工作，熱暴露機會多，較易受熱浪的影響。

高溫是呼吸、循環、泌尿、神經等許多系統疾病發生的誘因，其中呼吸系統和循環系統更易受熱浪的影響，增加人群發病風險和疾病的死亡風險。

劉濤說，根據監測顯示，熱浪期間醫院門急診、住院人數顯著增加，其中老年人、兒童和呼吸系統疾病患者的就診風險增幅也較高。

劉濤所在的研究團隊在廣州、南雄、珠海和臺山4個城市的研究發現，不同性別、年齡、城鄉差別導致的人群熱相關死亡率存在差異。在高溫熱浪期間，隨著年齡增加，居民的死亡風險也增加，75歲以上人群的死亡風險最大，女性死亡風險較男性大。

人口迅速增長和老齡化將加劇熱效應

除熱浪自身的持續時間、強度外，熱浪期間人們健康到底會受到多大程度的影響，也與許多其他因素息息相關。例如，城市化、經濟條件、居住條件，社會的衛生資源配置、人群對健康風險認知、個人采取的防護行為等等。

經濟欠發達、貧困地區為熱浪的脆弱地區，死亡風險更高。廣東省公共衛生研究院團隊在廣州、南雄、珠海和臺山的研究發現，盡管4個城市的夏季溫度變化、熱浪發生頻率都極為相似，但熱浪在南雄、臺山兩個縣級市所造成的死亡效應比廣州、珠海這兩個經濟發達城市大。

這與不同地區居民的脆弱性有關。南雄和臺山地區居民對高溫熱浪的適應能力較弱，如空調的使用率較低，高溫熱浪期間沒有空調的家庭難以抵擋高溫的影響。另外，該地區的醫院數量、醫療技術水平、住房條件、基礎設施(納涼中心、大型商場等)等均較廣州和珠海差。

雖然經濟發達地區居民相比農村地區，有更好的經濟條件來應對高溫死亡威脅，但城市化卻也是加劇高溫天氣的“元兇”之一。

劉濤介紹，城市化引起的熱島效應，會加劇城市極端高溫發生的范圍和強度，增加了城市居民的高溫健康風險，對極端高溫期間的死亡率有著重要影響。

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也將讓高溫熱浪的熱效應更加顯著：根據2010年的人口普查，我國年齡在65歲以上的人口約1.19億，約占人口總數的8.9%。預計到2050年，這一比例將達到23%。人口老齡化對公共衛生有著深刻的影響。老年患者的數量越來越多，心血管疾病、癌癥、糖尿病和慢性腎病等多種疾病在老年人中很常見，這將加劇高溫熱浪的熱效應。

劉濤所在的團隊對廣州的研究也顯示，未來人口迅速增長和老齡化將大大加劇熱效應。但是，如果持續地提高民眾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可使得氣候變化導致的人群死亡風險抵消75%。

值得注意的是，PM10、PM2.5等空氣污染也會加劇高溫熱浪的“殺人”效應。劉濤介紹，灰霾等空氣污染會增加高溫所致的死亡風險，“PM10對非意外死亡、心血管系統疾病死亡和呼吸系統疾病死亡的影響，在高溫時效應最強。”

另外，北京大學的吳少偉教授團隊在21名大學生中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在高溫期間，PM2.5對肺功能的影響通常強于低溫期間。

要重視高溫健康風險預警

2001年，上海建立了熱浪與健康監測預警系統，是我國首個高溫健康預警系統。隨后，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選擇了不同緯度地區，包括南京、深圳、重慶、哈爾濱等城市，以社區為基礎建立了高溫健康風險預警系統。

深圳高溫熱浪以及健康風險預警系統于2013年8月份啟動，系統內錄入每日最高氣溫、最低氣溫、平均濕度和環境污染物濃度等基礎數據，對此進行分析可以顯示出健康風險指數。熱浪健康風險預警分為四級，每一預警級別都有相應的應對措施，例如藍色預警為“老人、孩子和心腦血管疾病、呼吸系統疾病患者應盡量減少在高溫環境中的活動，避免在陽光下暴曬”;橙色預警為“公眾應盡量避免高溫時段或高溫環境中的活動”。

劉濤介紹，我國各級政府高度重視氣候變化應對，制定了多項政策和措施，2007年國務院發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2012年頒布《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廣東省政府也頒布了《關于公布廣東省高溫津貼標準的通知》、《關于做好高溫季節勞動保護工作的緊急通知》和《廣東省突發氣象災害預警信號發布規定》等政策文件，這些政策和文件為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健康影響提供了政策指引和保障。

我國公眾對高溫熱浪健康風險的認知普遍較低。“許多人可能知道何時發生高溫熱浪，但他們卻并不認為自身會受到熱浪的影響。”劉濤說，即使擁有最先進的高溫健康監測預警系統，如果公眾不調整個人行為，該應對措施也難以有效。因此開展公眾的宣傳教育十分必要。

劉濤介紹，廣東省疾控中心針對老年人、孕婦、兒童、戶外工作者等脆弱群體，開發了應對熱浪相關知識的宣傳折頁以及科普動畫視頻。專家們還創作“防中暑”口訣，將其印刷在帆布袋和扇子上，發放給老年人。

省疾控中心還開發了一款基于氣溫與健康關系的環境指數手機APP“環境健康指數”，實時為民眾提供氣溫變化和空氣污染引起的健康風險指數，提醒各類人群在不同天氣應該采取的適應措施。

近年來，包括廣東在內，我國不少學者針對高溫與死亡或發病展開了大量的研究，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學依據。然而，劉濤指出，針對熱浪健康影響的多中心多區域的大樣本研究還比較少。

劉濤認為，疾控公衛部門掌握了很多健康相關的信息，可以與氣象環保部門、高校研究機構建立合作機制，開展深入研究，真正為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學依據。

“只有社會多個部門共同參與，建立有效的聯席機制，才能實現有效的高溫熱浪應對。”劉濤說，來源于建筑設計、城市規劃、交通領域的應對高溫熱浪行動，可帶來健康協同效益，增強人群適應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

例如在建筑設計方面，通過建筑物綠化和使用高反射率和淺色材料，增加建筑物的蒸散和反照率，能起到增強建筑物外部隔熱屏障，降低室內空調負荷，達到節約能耗的效果，同時也能提高人群對高溫天氣的耐受力。

在城市規劃方面，開展城市綠化建設，增加植被覆蓋度，能夠有效降低環境溫度。在人口密集的地區建立大型納涼中心，在高溫熱浪期間為老年人等脆弱人群提供納涼場所。綠植能為公眾提供蔭蔽，減少公眾高溫期間在室外的熱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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